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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情的回忆 沉痛的悼念-----

-----深情的回忆 沉痛的悼念-----

越剧尹派艺术创始人、著名表演艺术家尹桂芳逝世至今已经一周年了。伊人去矣,永远永远不会也不可能回来了,但她的唱腔、她的身段,她所塑造的众多舞台艺术形象却永远留在人们的心里,不但留着,而且鲜活、鲜活。

  

     我和尹桂芳是同龄,都是1919年出生,1919年正是"五四"运动,蓬勃发展的动荡不安的,我便是这样,大半生都在坎坎坷坷动荡不安中过。但有幸的是,我却能有难得的机会,欣赏到尹桂芳那深刻细致而又大气磅礴的表演艺术。

  

     我第一次认识尹桂芳的表演艺术,是在1954年华东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观赏到她表演的代表作《屈原》。我认识尹桂芳的艺术有一个过程,是从不信到折服的过程。以一个女演员,来扮演男小生,演梁山伯什么,自然可以,要演屈原,恐怕难以达标。但在我看了演出之后,不由得大吃一惊,尹桂芳竟然在舞台上塑造了一个比我想象中更为丰富、非凡、热情、脱俗的崇高、飘逸、情感横溢的爱国诗人屈原的形象。

  

我第二次认识尹桂芳,是在1955年左右,我带领闽剧代表队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闽剧戏曲片《炼印》。刚好,担任该片艺术指导的是著名电视导演陈鲤庭,陈鲤庭又正好是尹桂芳《屈原》的导演。于是通过陈鲤庭我又进一步认识了尹桂芳的表演艺术。一天晚上,陈鲤庭请我去看尹桂芳的《红楼梦》,戏演了一半,尹桂芳从后台命人送了一大把荔枝到观众席晨来执行我们,于是我一面看戏,一面啖着荔枝,一面听陈鲤庭在我的耳边,指点我看尹桂芳的唱工、表演等的物色,对于我在艺术上认识尹桂芳又大大提高了一步。

  

中国戏曲艺术,诞生过不少艺术流派,但作为艺术派的创始人,则屈指可数。我想,要成为戏曲艺术流派的创始人,必需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有超越时代的艺术意识,敢于创建这一时代尚未出现的某种艺术风格;第二要有超越同行的意识,即不甘于同行其他艺术家并驾齐驱,敢创建独树一帜的唯我独有的艺术意识;第三便是超越自我的艺术意识。这三个超越,最难的是超越自我。演员,必各有所长,也必各有所短,超越自我,要"超越",不仅仅是"扬长避短",而是不但要回避自己的短处,而且还能将自己的短处变为长处,扼要地说就是化短为长。在戏曲众多的表演艺术家中,我发现能够化短为长地超越自我的,只有二个人,其中一个是京剧麒派艺术流派的创始人周信芳;另一个便是越剧尹派艺术的创始人伊桂芳了。他们二人,在声音方面,都有自己不可克服的短处,而他们恰恰都能把自己的短处化作自己的艺术物色。她的这种短处,不是人人都能有的,因而从这个短处化出的特色。也只有她这一派能够独树一帜,与众不同了。因而尹派就成为最是不易模仿的艺术流派,而这,也因而成为尹桂芳最为难能可贵的艺术特色了!

  

我和尹桂芳的艺术的艺术上的合作,大约是在1964年、1965年左右,当时的福建省文化局局长陈虹对我说:尹桂芳想请你为她写个剧本,要现代戏。能为像尹桂芳这样的演员写戏,对我来说确实是难得的机会,于是欣然答应。现在我已记不清,当时这个戏的题材是哪里来的,只记得在我的兴奋情绪的驱使下创作和构思都很顺利,我写一场交一场,就讨论一场。可能尹桂芳急于上演,所以剧本尚水写好,导演就已经定了,就是原话剧《龙江颂》的导演王琨生。因此,这个时期,我就比较经常到尹桂芳的住处,和他们一起讨论剧本。有一场是高潮,我把这一场安排在一间理发店里进行,让男主角坐在椅子上理发,导演王琨生提出抗议,他说:你这样写,叫我怎么排呀,我说我就是要尹桂芳坐在理发的转椅上,转来转去的唱上一大段她那优美的唱腔,王琨生仍是不同意。我偷眼看一下尹桂芳,尹桂芳不置可否,只是坐在一旁,笑吟吟地看着我们俩争论。这下,我心里明白了:尹桂芳并不拒绝我那胡思乱想式的而且演和唱难度都很大的设想。我不禁心里暗自惊叹道:真是艺高人胆大呀!此后不久,史无前例的运动,便开始了,我们就被揪回各自的单位去接受批斗,都变成了"牛鬼蛇神"。从此,我们之间就信息隔断,谁也不知谁的处境如何,那创作的剧本自然也不了了之了,就是剧本的原稿,以后也不知散失何处去了!

  

     后来,福建省文化系统派了军宣队,军宣队就是按军队的办法来整治"牛鬼蛇神",所有的"牛鬼蛇神"和文化系统的干部,都被集中到建阳县市麻沙镇去。麻沙当时是一个荒凉的小镇,我们也编成班、排、连,这样的组织,我刚好和尹桂芳编在一个排。在麻沙,按军队的办法,加紧了严格的管理,加强了劳动强度,总之,比一般管理更要折腾得利害。因为劳动强度大大超出了我们这些文弱的知识分子所能担负的程序,因此,我们的食量也增加了,求食的欲望也强烈了。有一天食堂里刚好有小盘鸭子出售,我就自然地买了一小盘,正在吃饭,一个"革命群众"走到我的面前,指着鸭子斥责我:"这是人民养的鸭子,人民的鸭子是养给你们吃的吗?"我被问得呆住了,于是连动都不敢动那盘鸭子,三口两口把饭倒进嘴里,那盘鸭子只好让它凉在那里。我后来也忘记去找一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到底有哪一条规定"牛鬼蛇神"不准吃鸭子。

  

吃,是人性重要表现,劳动越强,越需要吃,越不让吃,反而越想吃,所以,嘴馋,几乎成为当时"牛鬼蛇神"的通病。我们这些所谓高级知识分子,几乎被残酷的迫害,扭曲到非人的程序。有一段时间,尹桂芳比我们早一些得到比较高宽松的对待。所谓宽松,也无非在每个星期天的下午准许她到麻沙镇上去走一走。那时那样荒凉的麻沙,只有一条破旧的小街,有什么好走,无非只有几个小食店,所谓走一走,也不过是可以到小食店里解一解嘴馋而已。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见到尹桂芳得到如此对待,仍然非常羡慕!有一天,尹桂芳从外面回来,手里神秘地拿着一包塑料包,藏在背后,看看四周无人,便偷偷地溜进"牛棚",把那塑料包往桌上一放,牛棚里立即发出一片轻微的欢呼,原来是尹桂芳冒着被"革命群众"发觉要挨批斗的风险,偷偷地为我们这些"牛鬼蛇神"们带回了一堆白年糕、红年糕、虾酥、蛎饼之类的零食,想为同是陷在苦难之中的人们解馋。一时间这些嘴馋的人们,争着拿了零食狼吞虎咽,"牛鬼蛇神"们出尽了馋相,尹桂芳自己不吃,却笑咪咪地站在旁边,看着这些人的嘴馋的洋相。

  

只有伟大的艺术家的心灵,才能与人性相通达。从她的微笑里可以感觉到尹桂芳这时心中的高兴的真情,这正是一种"相濡以沫"的真情,好像她也在分享着这些同受苦难的人们的解馋的幸福感。见微而知著,这虽然是一件小事,却透露着尹桂芳的圣洁的心灵,,尹桂芳就是在苦难的情境中,她的品格仍然焕发着人性的真情的光辉。此时,微笑着的尹桂芳好像就是一尊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后来,我们又从麻沙搬回福州,又回到自己的单位,再受另一种折磨。从此我和尹桂芳便不再见面,信息不通了。到了"文革"之后,我们都恢复了职位,尹桂芳本来就是民盟福建省委委员。在八十年代中期,我被选为民盟福建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省直文艺总支主委,也就在八十年代,正好遇上芳华越剧团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尹桂芳和戚雅仙一起到福州来,我这才又见上她。在此之前,我对尹桂芳的遭遇虽微有所闻,但万万没有想到尹桂芳竟被摧残成这个样子:她残废了!行动都要坐轮椅,不要说是不能走,连站也不能站。我一见到她,不禁立刻悲从中来,我们再也不可能看到尹桂芳创造的美好,生动的舞台艺术形象了!这是什么时代啊,是摧毁美的时代!

  

那时,听说福州的越剧观众,强烈地要求要再观赏一次尹桂芳在舞台上的形象,而尹桂芳却已经残废成这个样子。后来,芳华越剧团只好用支撑布景的铁条,压铁等,为尹桂芳撑着,顶着,让她和观众在舞台上见上一面。有的观众见状竟为之痛哭流涕,我可惜因病不能亲眼目睹这样感人的场面。从此,我每次到上海都尹桂芳的寓所去看望她。一次,我去的那一天,刚好是尹桂芳的生曰,为此,她还特地请我吃了一餐饭。也正是这一天,才知道原来我和她是同龄。

  

那天,当我听说尹桂芳在沪逝世的消息时,旧情新感一时都涌上心头,不禁悲痛欲绝!只因老病缠身,不能亲自赶赴上海。后来听回来的同志们说,那一天上海几乎是万人空巷,人们排山倒海似地争着要瞻仰尹桂芳的遗容,争着要和尹桂芳的遗体告别。那情境,那场面,谁见了都会感动!试问,哪一个有权有势的官儿,哪一个什么长那样的人物,他们的辞世,能得到像尹桂芳这样的为广大人民所拥戴吗?尹桂芳,只是一个普普通通演员,她就是因她那圣洁的艺术家的心灵,能与人民群众的人性真情相通达,才能得到人民群众这样的衷心爱戴。艺术家给社会带来的是美,是爱,是人性和真情。尹桂芳,你可以放心安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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