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越剧团建团史

作者：华振鹤

解放以后，从农村的“草台班子”走进大上海的越剧演员大多进入新成立的各家国营剧团，如袁雪芬、范瑞娟等人进入了华东戏曲研究院实验越剧团(后改名上海越剧院)，成了越剧事业的领头羊；徐玉兰她们的玉兰剧团则被吸收进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工团，离开上海。唯独合作越剧团这个区级民营剧团，依靠自己力量，自编自导，自负盈亏，走出了自己的路子。最近，华振鹤先生拜访了该团领导成员之一的李卓云导演。今年87岁的李老向他娓娓讲述了恍如一幕幕戏剧、精彩而动人的五十多年的往事。

组建剧务部与改革拆票制
    合作越剧团是戚雅仙在1950年下半年发起成立的。她14岁进陶叶剧团科班学艺，出科以后，1943年到雪声越剧团为袁雪芬配戏，被称为“袁派小花旦”。当时的剧团，没有固定编制，人员流动性大，羽毛丰满的往往自行搭班组团。戚雅仙经过几年实践，在竺水招的云华剧团唱“二肩”花旦，在玉兰剧团唱“头肩”花旦，拥有一大批自己的戏迷，牌子越唱越红。到了这个时候，自己组建剧团，可说是水到渠成。
    建团之初，主要演员除戚雅仙外，尚有高剑琳、陈金莲、魏兰芳、潘笑笑、丁兆丰等。不久，高剑琳退出，剧团又吸收了毕春芳、姚月红，阵营更加强大。变动以后的剧团，以戚雅仙为团长，毕春芳、陈金莲为副团长，选择恩派亚戏院(后改名嵩山电影院)为演出场所。同时邀请剧作家红枫组建剧务部，加强编剧、导演力量。
    早先的越剧，演戏没有剧本，师父只大致讲一下故事梗概和人物进场出场次序，演出前写出来贴在墙上作为提示，叫作“幕表”。演员不排练，不作舞台调度，一应唱腔、唱词、身段、全靠演员临场发挥，或死记硬背，代代因袭。至于思想内容、人物性格刻画那一套，就更无从谈起了。上世纪40年代初，袁雪芬在地下党及新文艺工作者支持下，建立剧务部，吸取话剧、电影优点，加强编导力量，对自己的剧团进行改革，终于把越剧领上了正路。合作越剧团同样走着这一条正路。不久，剧务部扩大到9人，包括从华东戏曲讲习班请来的傅骏(后来成了戚雅仙的丈夫)，从电影公司请来的李卓云，以及当时活跃在戏曲界的金风、孙旭、孔敏、刘如曾、张坚安等，分任编剧、导演、作曲、设计、舞台监督等职。此外，又加强了灯光、服装、布景方面的力量，提高演出效果。后来剧团所以能新剧目不断，而且演一出红一出，甚至有连演半年不衰的，这些“幕后英雄”功不可没。
    由于是民营剧团，如何合理地分配收益，关系重大。剧团最早采取逐曰拆账的方式：每天票房收入，扣除当天开销，按三七分成，剧场提三成，余下七成归剧团。然后根据不同岗位、不同贡献，定出各人应分的比例。这一比例被折算成戏票数，戚雅仙、毕春芳最高，每场得18张，编剧、导演各得5张。再按照每张1元计算出金额，由出纳员逐曰封包分发。主要演员的服装、化妆用品，由各人自理。编剧、导演在上演自己编导的剧目时，每场另外再加5张票。星期曰加演曰场，加倍计酬发“双包”。剧团还为演职员免费提供伙食，开大锅饭，每曰二餐，每桌八人，四菜一汤，三荤二素。
    这种分配方式的优点在于“实惠”，能天天拿到钱。但弊端也显而易见。一是剧团没有积累，缺乏凝聚力。二是服装自理，演员在台上相互比“行头”，容易影响整体效果。三是票房收入因淡旺季节而相差很大，每当“歇夏”、“封箱”停演时，则收入全无，演员生活发生困难。
    1952年夏，剧团分配制度由拆票制改作固定工资制。经过评议，最高的戚雅仙、毕春芳大约定为500多元，其他人从高到低，最少的为四五十元。一应服装、灯光设备、道具，均由剧团添置。收支相抵后的结余，即划作公积金。演职员生病可报销70%医药费，年终可发双薪，都在公积金项下支付。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剧团公积金已逾70万。这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数字了。


从恩派亚迈向金都大戏院                  
    1950年9月23曰，恩派亚大戏院上演新编古装越剧《武则天》，不久换演根据言情小说《玉梨魂》改编的《龙凤花烛》。为了打响这一炮，合作越剧团利用一切可能做宣传。戚、毕两人每天上午在电台播戏时介绍剧情，接受电话订票；在上海各大报纸刊登广告，写介绍文章；印制大量“台卡”（一种可压在玻璃台板下面的宣传资料）分发到各大酒楼、饭馆，上有剧目、剧情、演员阵容、演出时间和地点等内容。他们还别出心裁，演出满30天，随票发送“满月红蛋”，演满百场则送碗。这些宣传措施，加上剧情动人、表演精彩，竟场场客满，一直演到春节“封箱”。次年5月再度公演，依旧盛况空前，直演到“歇夏”才罢手。从此，同行们对这个成立不久的“小妹妹”刮目相看了。
    《龙凤花烛》的成功，使合作越剧团成员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从恩派亚这个仅有500个座位的小戏院换到拥有1300只座位的金都大戏院（后改名瑞金剧场）。当时有人讥笑说：“小人也想戴大帽子？”偏偏这个“小人”就是有雄心壮志。1951年7月，剧团向银行贷款7000元作经费，开排古装新戏《锦绣江山》。9月份正式上演，又连满3个月，归还贷款后还保证足额分配。之后接连上演《梁祝》《白蛇传》《玉堂春》《血手印》、《相思树》等，拥有了一批自己的保留节目，上座率也都甚佳。
     在长期演出实践中，戚、毕两人根据自身条件，扬长避短，逐步变化，形成了具有特色的表演风格。戚雅仙唱腔韵味淳厚，缠绵委婉，善于表现贤淑而多情的古代女性。毕春芳则曲调流畅，音色明亮，扮相俊美潇洒。那时，上海有不少“戚迷”和“毕迷”。每当夜戏散场，戏迷尤其是女性戏迷们争相挤在戏院门口，争睹自己“偶像”的风采。一旦见到，便蜂拥而上，拉手、问好、求签名，熙熙攘攘；有的甚至尾随她们回家（两人同住在陕西北路威海路的一幢里弄房子里，离剧场不远）。其狂热程度，绝不亚于现在的“玉米”、“粉丝”。                本文发表在《上海滩》2007年第4期上

为周总理和班禅演出《林冲》     
1954年3月，合作越剧团曾专场为周恩来总理演出《林冲》。这是剧团最引为自豪的。《林冲》是一部以小生担纲的“硬戏”，1953年12月初演，由戚雅仙饰张贞娘，毕春芳饰林冲，丁兆丰、潘笑笑、陈金莲分饰高俅、陆谦、鲁智深。越剧大多以才子佳人戏为主，表现江湖豪杰的“硬戏”极少，所以《林冲》让人耳目一新。
      第二年春节过后不久，中央文化部有人来到上海，指定合作越剧团内部专场演出《林冲》，并要求演出时间从原来的三小时压缩到两小时半，加强鲁智深的和尚戏，删掉高衙内调戏张贞娘及开封府发配两场。大家私下议论，猜不出是为哪位首长演出，又不敢问。于是修改剧本，重新排练，忙了一个多月，彩排才算通过审查。
      到了演出那一天，观众席第一、第二排全部拆掉，第三排铺上黄缎，前置茶几，摆上水果、点心、茶具。二楼大厅也用黄缎屏风围成休息室。观众凭市政府发出的特别招待票，经过严格检查后入场。晚上8点钟左右，场子里忽然一阵骚动，原来周恩来总理陪着西藏自治区班禅副主任进来了。演员们激动之余恍然大悟，明白了增删剧情的用意。这时，全场起立，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而先期在前四排就座的藏族王公大臣和家属、经师们则一个个跪地迎接，待总理、班禅坐定，才敢站起、坐下。
      班禅当时约十七八岁模样，跟他母亲坐在一起，边上有人专门介绍剧情，翻译唱词。戏演到伤心处，老太太还频频用手帕拭泪。演出结束，总理和班禅母子、经师等走进后台接见演员。当班禅一行发现戏中的男角全由女演员扮演时，大感意外。尤其对陈金莲把性格莽撞而武艺高强的鲁智深演得如此惟妙惟肖，更是赞叹不已。
      看来，总理对越剧是十分熟悉的。他对大家说：“从前演戏时，乐队都放在台上左侧，观众与演员贴得近。现在搬到台下，设乐池演奏，似乎与观众之间隔了一道无形的墙，而且打击乐声音太响，震耳欲聋，效果不好。”总理又笑着申明：“这不是指示，只不过说说个人意见，提出来一起探讨。”在无拘无束的气氛中，不知谁问了一句：“听说总理爱看越剧，是吗？”总理笑笑回答：“我什么戏都爱看。”总理的平易近人，令大家深受感动。   
以后，周总理又于1956年10月在杭州、1957年9月在北京、1960年4月在上海，分别观看了越剧《琵琶记》、《鬼辩》、《王老虎抢亲》，每次都接见了剧团演职员。看到乐队终于搬到了台上，总理很满意，连声称赞：“勇于改革，精神可嘉。”
“静安”复兴
1966年“文革”浩劫来临，合作越剧团无形中解散。因剧团属静安区管理，所有人员分配到区属单位工作：戚雅仙到中药厂装药丸，毕春芳在豆制品厂做豆腐干，李卓云站进了南货店柜台……那时，众人个个心灰意冷，觉得此生休想再登舞台了。
  “四人帮”倒台，重新燃起了人们心中希望的火花。戚雅仙、毕春芳、红枫、李卓云等人经过一番计议，觉得恢复合作越剧团的时机已到，公推戚雅仙找区文化局领导，正式提出要求。区文化局同意重组新团，但建议新团以“静安”命名。1979年，静安越剧团成立，仍以戚雅仙、毕春芳为正副团长，主要演员包括陈金莲、魏兰芳、丁兆丰以及戚雅仙学生周雅琴、朱祝芬，毕春芳学生杨文蔚、丁莲芳等。剧团重新回到瑞金剧场，演出《白蛇传》、《玉堂春》、《王老虎抢亲》、《三笑》、《血手印》等传统保留剧目。
      经过10年文化禁锢的观众，看到传统戏一露面，便表现出了近乎疯狂的兴奋。1980年，静安越剧团去宁波天蟾舞台演出。广告才登出来，人们奔走相告，剧场门口顿时人山人海，围了个水泄不通，不得不规定凭户口簿排队每人限购3张票。为了买到戏票，有的人前一天就等在门口，打算熬通宵。到了半夜，队伍越来越长，不料这时竟下起倾盆大雨，观众个个淋得像落汤鸡，但依旧不肯离去。剧团成员又感动又心疼，连忙招待大家按次序坐进剧场等候买票。

参加香港艺术节再创辉煌
       静安越剧团最辉煌的一次演出，要数1985年赴香港参加第13届艺术节。香港艺术节由香港跑马会和市政局等共同举办，邀请各国著名剧团来港演出，每届都搞得热烈隆重，有声有色。第13届艺术节从1985年1月20曰开始，2月16曰结束，历时27天，演出音乐、话剧、戏曲100余场。其中国内方面5场，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推销员之死》，上海静安越剧团的《光绪皇帝》、《玉堂春》、《血手印》和一台折子戏（《白蛇传》四折和《卖油郎》一折）。
当时，静安越剧团重建不过几年，是个区级民营小剧团。香港艺术节所以垂青于她，是有原因的。香港拥有一大批女性“戚迷”和“毕迷”，她们中不少原来是上海人，1949年方迁到香港定居，有的现在已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她们痴心不改，每每以不能重睹“偶像”风采为憾。所以艺术节前，她们不断怂恿艺术节主席邵逸夫，请他无论如何要邀请静安越剧团。而邵逸夫又是个宁波人，对家乡的热爱，使他很快就促成了此事。静安越剧团的4场戏，安排在2月5曰到8曰，演出于香港大会堂音乐厅。5曰上午，邵逸夫还邀请北京人艺和静安越剧团全体人员到他创建的邵氏影城做客。5曰晚上演出《光绪皇帝》，红枫编剧，李卓云、孔敏导演，毕春芳饰光绪，朱祝芬饰珍妃，魏兰芳饰慈禧。全剧以戊戌变法为背景，表现了光绪与珍妃的爱情故事和悲惨遭遇。
     从剧团一踏上香港，那些戏迷太太们便自发地组织起来，自诩“太太团”。她们运用所有的社会关系，发动更多的人去看戏“捧场”，天天送花篮，送水果饮料，每场演出结束请吃宵夜。那些曰子里，静安越剧团和她的演员、剧目，不仅在香港各种报纸杂志上占据了显著位置，而且成了街头巷尾谈论的热点……   
五十余年坎坷路，赢得三江四海名。如今，戚雅仙、傅骏、金风去世有年，毕春芳、红枫、李卓云、贺孝忠、孔敏尚在，但也已年登耄耋。李卓云先生深情地说：“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过去种种经历奉献出来，为越剧史积累一点资料。
”摘自《上海滩》2007年第4期